传统中医药学，根源于华夏悠久昌盛的文化，以其确切的临床疗效，延绵发展至今而历久不衰。近几十年来，在当今世界回归自然，从自然植物、矿物中寻求有效防治疾病的药物之际，中医药学因其广阔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自然药物资源，引起世人的关注。传统中医学将人体视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其生理病理的变化顺从着自然界阴阳变化、气机氤氲升降的规律。治病的主要途径是根据临床症状和病因诊断出“病”，通过四诊合参，思辨归纳出“证”(机体某个特定时空的阴阳失平衡状态)，采用自然药物的阴阳属性(寒热、升降、润燥等)去纠正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这种整体辨病辨证结合诊疗的模式至今仍显示有旺盛的生命力。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普及和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传统中医学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医学面前逐渐减少或失去了某些治疗方面的优势，如结核病、细菌感染性疾病，甚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肌梗死，其降低并发症、提高生存率的优势也被现代医学的溶栓治疗和介入性治疗措施平分秋色。因此，如何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继续保持和发挥传统中医药的临床优势，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病症结合论治和遣方用药

辨病和辨证论治是传统中医药学的精髓，是传统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临床操作系统。由于传统中医的“病”多是根据临床症状或病因命名，中医证的辨识是“黑箱模式”综合归纳过程，所以认识的角度、层次及医者的主观判断能力不同，所诊断的病和得出的“证”就会有较大的差异，与之相对应的理法方药便显得灵活多样，无中绳可据。在一定程度上，辨证的准确及论治的恰切取决于医者的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即所谓“医者意也”，使学者有“深奥莫测”之感。因此，中医临床对辨病和辨证论治迫切需要发展一定的科学规范，包括对“病”、“证”的特征和内涵明确的界限和描述。新近，国内学者对中医的“病名”进行了规范，对“证”的标准进行和多方面探索，如“胸痹心痛”“血瘀证”诊断标准的研究等，只是此方面研究目前还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不能适应临床的需求。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使中医的病和现代临床有机结合，使证的诊断在定性基础上向定量和微观层次深入，根据临床制定客观的标准，使中医的论治和疗效判定有标准可据，这对中医临床是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中医临床遣方用药的特征是顺从病位病势及脏腑的特性，调整机体阴阳的失调状态，始终注意动静、寒温、升降的相因为用。它不同西医的用药，针对理化手段检测的病理改变加以逆转、补充、对抗和纠正。中医的许多治则如扶正祛邪、升降气机、宣肺平喘、理气活血等，无不是兼顾矛盾的两个方面，去调整阴阳的平衡，使气血恢复冲和之性。所以中医临床用药是侧重用自然药物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而不单是用中药的功效。遣方用药和辨病、辨证论治是紧密相连的，辨病、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整体理论、气血理论、阴阳五行理论及四诊方法去辨识疾病的性质，确立相应的治法;遣方用药则是以治法为指导，将中药的属性、功能集合为与此治法相对应的“方”，显然这种“方”的组合应符合中医的病机认识及阴阳气血生化的理论。纵观中医名方，无不体现着顺从脏腑特性、阴阳相因为用的特性，如炙甘草汤，为治疗心气阴两虚、心动悸、脉结代的方剂，在益气养阴药中，伍以桂枝通心气、和血脉，顺从心主血脉特性;镇肝熄风汤，治肝阳上亢、头痛日赤，而在平肝潜阳药中，伍茵陈、麦芽，此二药禀气于阳春三月，其气主升主散，顺从肝脏性喜条达的特性，蕴含欲降先升之理;补中益气汤方中伍当归、陈皮，以治中气下陷。当归入十二经，养血活血，使血脉各得其所;陈皮斡旋中焦气机，气血相依，升降相因;调理脾胃的《伤寒论》名方半夏泻心汤更是寒温并施、升降同用，以顺从脾胃的特性;金匮肾气丸本补肾阳，却于大剂补肾阴药中稍佐附子、肉桂，以求阴中求阳，微生少火之用。这是中医遣方用药的精华，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只强调中医方药的功效，甚至只注重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的作用机制，忽落中医阴阳、气血生化理论在病证结合辨治、遣方用药的指导作用，就不能熟练掌握中医遣方用药的技巧，更谈不上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

二、根据传统理论、辨识疾病现象

对疾病病因、病机、病位及病势的辨识是疾病预防治疗的前提。尽管中医、西医认识疾病的方法、角度、层次不同，但它们治疗方法的确立都是建立在辨识引起疾病发生、发展的病因、病理基础之上，疾病的治疗效果也因对疾病辨识的层次、角度、深度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且随着辨识层次的深入治疗效果皆可得到提高。传统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例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通过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根据自身的理论体系，探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因这种思辨、推理是建立在反复临床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其对疾病病性、病位、病势的判断能力也可在反复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升华，与此认识相应的治疗效果也能产生量的进步和质的飞跃。如关于“中风”病的认识，唐宋以前，主要以“外风”学说为主，以“内虚邪中”立论;唐宋以后，尤其是金元时代，才突出以“内风”立论，提出“类中”概念;清王清任专立气虚之说，认为是半身元气虚、经络无气、瘀血阻脉，爰立补阳还五汤治疗偏瘫。随着认识的深入，带来了治疗方法上的改变及临床疗效的提高。其他如外感病的认识、传染病疫毒的认识和湿热的立论等，无不为相关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传统中医药学的整体、宏观、司外揣内的临床思维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经过反复临床实践、逐渐深入以至正确、全面把握疾病本质的过程。尤其一些重大疾病，开始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的限制，对疾病的认识不可能不出现偏颇或错误。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不拘泥于古人的观点，辨识疾病临床表现于外的症状，进而思辨其病因、病机，仍是目前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方法之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根据疾病的表现，归纳出前人未有认识到病理机制：如对脑溢血(中脏腑)的认识，病人80%以上有大便秘结、神志昏蒙、头痛等症状。据此，不少学者认为病机为阳明热结，风阳痰火菀于上，治应上病取下，通其腑气，用小承气合羚角钩藤汤或三化汤加味(大黄、枳实、厚朴、羌活、安宫牛黄丸)治之，使大便通，气血得降、痰火得散，元神之腑自然清净。对临床减少死亡率，降低致残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类风湿关节炎(痹症)，以三痹论治效果往往欠佳。因其骨髂变型、僵直、夜间疼痛较重等临床特点，从温补肝肾、祛风散寒化湿、活血止痛立法，使临床疗效得到提高;②根据古人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反思其治疗方药：如糖尿病(消渴)，古人多以三消分治，因临床“三消”症状相互兼杂，近来治疗多从阴虚燥热立论，三消统治。《内经》言其病机为“二阳结热”。针对口渴、善饥、多饮阳明热症，用白虎汤或人参加白虎汤清热生津。而二阳结热，非阳明经热，经热用白虎汤，结热则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故治疗消渴病口渴、喜饮、善饥者，在养阴清热基础上，伍以大黄、黄连，使结热(郁热)祛、津液复，临床症状多可明显改善;③突破传统理论框架：新理论的提出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治疗方法学上的改变，中风病因学“内风”的立论，温病学派“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认识，即为临床的治疗带来了方法学上的突破。近年来有关温病治疗的截断扭转理论，突破了传统中医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理论框架，使中医温热病的治疗有了大的进展。

三、将现代科学技术，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中医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去认识现代科学技术观察认识到的新问题、新现象，是中医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提高，能否推广临床应用的关键所在。

现代医学迅速发展是因其能够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紧密衔接，综合现成科学新的技术方法运用于临床基础的研究之中。微生物的发现、抗菌素的产生，使感染性疾病治疗效果发生了质的改变;近代影像学的发展，为心脑血管介入性治疗提供了技术和方法支撑，使心脑血管血栓阻塞性疾病的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代医学运用于自身的研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医药学没有理由固步自封，以自已的宏观、模糊和思辨的概念包含了现代科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识而欣然自得。近十几年来，国内有识之士提出“要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发展”，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证实中医理论、方药的“科学”存在，使传统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上的模糊概念客观化、量化，以推广临床应用，且取得了一定进展。如脾虚证的研究，目前国内已对数10种疾病10多种动物模型脾气虚证的出现率、证候规范化及其病理生理机制进行了研究，从整体器官及细胞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阐明了脾虚证形成的机理，同时就脾主运化、脾主统血和脾气下陷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血瘀证实质及活血化瘀方药的研究，我国学者从微循环、血液流变学、血小板功能、器官血流量、前列环素与血栓素代谢、血管内皮功能以及基因蛋白表达等方面开展工作，结合传统中医对血瘀证的认识，制定了血瘀证的诊断标准和某些疾病的血瘀证诊断标准，比较研究了常用活血化瘀方药的作用效果，拓宽了中医活血化瘀方药的适应证，提高了许多疾病的临床疗效，如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等。促进中医现代发展的另一个方面，笔者认为是如何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延展自已的视野，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观察到的生理病理现象。这较用现代科学技术证实中医的科学性对中医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更有价值，且两者可相辅相成。如现代CT、核磁共振等影像学的发展对脑出血的诊断，中医根据传统理论认为是“离经之血”、“瘀血”，打破了脑出血忌用活血化瘀药的禁忌。用活血化瘀方药治之，许多研究报导在解除血肿对周围组织的压迫反应，缓解或消除血肿周围的脑组织水肿，改善脑神经组织的缺血、缺氧等方面具有较好作用，且临床显示有优于以往凉血止血治法的效果。尿毒症虽多表现为浮肿、面色苍白、尿少等阳虚水泛的症状，但因其毒性代谢产物的蓄积，中医认为是浊毒内滞，临床常使用泻下浊毒的大黄;心功能不全病人，尤其是肺心病心衰患者，因其肠道粘膜水肿、血液循环瘀滞，中医认为是瘀血、肠道积滞，使用大黄泻下逐瘀，临床皆收到较好效果。其他如体内器官囊肿、血管瘤、结节等，从痰瘀方面立法论治，亦不乏有效验的临床报道。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证实中医学术的科学性和从中医传统理论认识现代科学技术观察到的生理病理现象，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证”、“疗效标准”的客观化和规范化研究，同时进行中医方药作用机理的探索，拓宽传统方药的使用范围，提高其针对性，应是现代中医临床迫在眉捷的一个问题。

四、加强中医方药研究，适应临床应用的需求

自80年代以来，现代制剂、药化、药理学技术应用于中医方药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如活血化瘀方药、补肾方药的研究等，拓宽了临床使用范围，增加了用药的针对性。某些方药的研究还发现了新效用，如枳实升压、抗休克、治疗中气虚下陷，菟丝子活血化瘀，仙灵脾抗心肌缺血，黄连和当归芍药汤治疗老年性痴呆等。但相对于现代中医临床的需求，中医方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显得薄弱和滞后，如中医复方药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体内的代谢过程，药物作用的客观评价及中药制剂剂型的优化等，严重影响了中医临床疗效。

传统中医药学有自已独特的药学理论和选方用药方法。现代复方药理研究证明，中药复方药物间的配伍具有其特殊的物质基础及相互作用机理，复方的药理效应并不等于诸药物作用的简单相加。中药的配伍起到了增效、减毒和制偏的作用：如四逆汤有升压和强心作用，其中附子不仅能加强心肌收缩且有升压作用，干姜无明显作用，甘草仅有升压作用，但三味合方则可使心肌收缩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明显超过单味附子，升压效应亦大于各单味药，且可使附子引起的异位心律失常的副作用减小，表明辅佐药与君药间存在协同增效和监制毒性的配伍关系。吴茱萸汤中吴茱芋有镇吐止呕的作用，生姜能协同其作用，也可增加其毒性，人参、大枣可增加全方的止呕作用，大枣可降低吴茱萸的毒性，全方四味以原比份配伍的药理作用最强，毒性最小，说明该方配伍的科学性;补中益气汤的佐药柴胡、升麻对肠道蠕动并无明显作用，但去此二味则全方促蠕动作用明显减弱，说明佐药对全方功效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中药复方成分复杂，难以对中药的相互作用机理、体内代谢变化进行定量分析，但利用现代定量药理学原理，以药效为指标，以中医“方证”理论作指导，深入研究复方药物作用的机制及加减变化规律，对临床遣方用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提高中医临床的疗效，是一个涉及中医基础理论、药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医诊断水平的提高，中药制剂的开发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综合问题。如何在中医传统的理论的指导下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拓宽、延长自已的诊断视野，探索防治疾病的规律，使中医临床的诊断、治疗科学化、规范化，当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重要举措。